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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足球,中国十七年后,中国足球终究还是没能变成一条好汉


原标题:十七年后,中国足球终究还是没能变成一条好汉

2001年10月7号。

于根伟进球的那个瞬间,我坐在家里客厅的地上,我家老爷子坐在春秋椅上,手里的啤酒罐砰的一声响。

那响动,听起来就像被晃动了很久的香槟的软木塞,突然被敲开,在巨大的压力下弹飞出去的声音一样。

窗外,小区里,有那么一两秒钟,寂静无声。

随后,初秋的夜,被男人们的欢呼声填满,其中还夹杂着些锅碗瓢盆被不同物体敲击的声音,以及鞭炮的脆响。

我家老太太踢了我一脚,让我赶紧起来,衣服上别沾上啤酒,之后扭头直奔卫生间,嘴上念叨着,“疯了,都疯了”,急急忙忙拿来一把拖布,一边擦着地,一边半是怒气半是笑意的看着我家老爷子。

“哎,我说,我咋感觉当年咱俩结婚,后来儿子出生,你都没这么兴奋过啊?”

那年头,还有着个臃肿“大屁股”的29寸电视屏幕,被“我们出线了”五个大字填得满满当当。

一晃,17年过去了。

2013年11月4日。

中超最后一轮,我在长春,那时候刚入行一年,经验不算丰富,只是个菜鸟记者。

那天,我的领导早早的告诉我,说这场我来写,你去现场吧,给我聊聊现场的情况。

后来老哥跟我说,之所以他要自己写,是因为怕这一波亚泰真降级了,以后再想写个大篇幅的亚泰,就不知道要啥时候了。

当然这是后话。

最终,亚泰1比0主场小胜辽足,保级成功。在得知国安那边进球了的时候,经开体育场内的欢呼声,我一辈子怕是都忘不掉。

成功保级,高兴啊,比赛结束完成任务之后,约了几个朋友,找了个熏酱馆子,喝了不少。

晚上十一点多了,打了个车,家走。

司机师傅也是个爱聊的,我呢,酒喝多了,也爱碎两句,于是就聊着聊着,聊到足球上来了。

当我聊到这次保级,长春球迷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场面时,司机师父斜瞥了我一眼,微微一笑,那表情充满着一个中年老司机对菜鸟的鄙视。

“这算啥,当年中国男足进世界杯那场面,那才叫真正的人山人海呢!”

老哥一边开着车,一边回忆。

“哪场球其实咱国足踢得一点都不好,但是好歹是赢了。我记着当时是于根伟还是祁红来着,好像是于根伟,对,是于根伟,上半场进球的时候,广播播出来,我车上的乘客当时都疯了,摇下车窗来冲着外边就喊,但是他喊得啥我是听不懂了,外边全是喇叭声,都在哪儿庆祝于根伟进球呢!”

“这进球之后,咱那场球就没再进过球了,当时是打西亚哪个队来着?我记不住了,十好几年了都,记不清了。”

“比赛结束的时候,广播里那播音员嗓子都TM喊批了,我也听不清他喊得啥,街上都乱了套了!几乎所有车都不动了,都搁那按喇叭,那动静,感觉在农安你都能听见。”

“我也高兴啊,我直接跟坐我车那哥们说,不行了老铁,我要跟大伙一块去庆祝了,不能给你送到地方了,我不要你钱了,你看行不行?哥们直接跟我说大哥,没事儿,我也不回家了,回TM什么家了,去文化广场嗨去啊!”

“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场面啊,全是人,那个蹦啊,喊啊!10月份啊,长春正经挺冷了,那老爷们一个个的,举着国旗光着膀子就可大街上跑,一边跑一边喊,路两边车那喇叭都快摁坏了!我就眼看着六七十岁老爷子光着膀子就蹦着往喷泉里冲啊,啥叫开心,我这辈子估计都再见不着这场面了!”

一晃,5年过去了。

每年这个时候,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。

那届世界杯,对中国足球而言,到底意味着什么呢?

摸着良心说,那次世界杯,中国能成功出线,算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加持。

因为东道主是韩日两强,中国男足少了两个直接竞争对手。

因为朝中有人,抽签的签运也相当不错,那届十强赛,无论是赛程还是分组,对国足而言都堪称完美。

更重要的是,那一代国足,恰恰是中国近30年来,人才储备最足,球员特点最鲜明的国足。

然而很遗憾,在那之后,17年时间,我们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了。

更遗憾的是,那届世界杯之后,中国足球,再也没有了自由生长的权利。

九百多年前,北宋大家欧阳修写就过一篇寓言故事,故事中,北宋康肃公陈尧咨以善射闻名于世,某次在家中练习射箭,有一买油老翁在一旁观看,见他十次出手,倒有八九次射中,也只是微微点头而已。

于是,陈尧咨就问他,“你也懂射箭吗?我的箭法难道不是很高明么?”卖油翁随即坦言,其实这没啥,不过是陈尧咨手法熟练。

这句不咸不淡的评论,自然而然点燃了当时著名暴躁老哥陈尧咨胸中的火药桶,陈尧咨登时火起,怒问老翁为何轻视自己的箭法。

但老翁却仍旧云淡风轻,表示就凭自己倒油的本事,就可以证明自己的观点。随后,老翁随手拿出一个葫芦放在地上,取一枚铜钱放在葫芦口,慢慢将油倒入葫芦之中,而葫芦口上的钱,却一个油星都没沾上。

这就是卖油翁的故事。

在考试时,我们都简单的说,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孰能生巧,但在如今的我看来,这个故事同样在告诉我们,永远不要拿我们非专业的思维,去挑战别人吃饭的本事。

很可惜,在中国足球届,这种情况,已经无法避免了。

从2000年开始,中国足协再也没有真正掌握在足球人手中过。

在某种程度上,它成为了一架梯子,一块垫脚石。

它危如累卵,却被无数政客看作是向上攀爬的梯子。

当它在阎世铎手中,就成了一个“牺牲一切赢得世界杯出线权”的机构。为了世界杯出线,联赛取消升降级,球员不能留洋这样的奇葩规则比比皆是。

因为这些奇葩规则,有了甲B五鼠案,有了G7革命,假球、黑哨,成为了那之后十年时间里,中国足球最难痊愈的顽疾。

当它在谢亚龙手中,就成了一个“一切工作围绕08奥运会”的机构。然而折腾了一圈,这位田径口出身的足协掌门,最终还是输给了现实。

可能在谢亚龙和他的家庭心里,是中国足球毁了谢亚龙吧,骨子里,谢亚龙其实是个有点书生意气的文人,从他对国家队事必躬亲,你就不难感觉出他建功立业的愿望,然而很遗憾,足球永远无法完全脱离政治,但足球和政治,终究是不同的。

而现在,中国足球的命运,早已经不在足协的手中了。

蔡振华的管办分离,最终换来的就是他和体育界的彻底剥离。

说到底,中国足球,还是太特殊,和政治关联性太强了。

所以,当进入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时候,中国足球永远无法摆脱外行人的管理和指导。

就像我之前写到过的,有大人物说,中国足球在“专业人士手里搞了这么多年,也没搞明白”,所以“不如试试我们外行人的搞法”。

我翻了很久中国足协头三号人物的履历,也没看出谁是“专业人士”。

杜兆才,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、中国足协党委书记。

他曾经是个冰球运动员,曾经是手曲棒垒球中心副主任,曾经是田径中心主任,曾经是亚洲田径联合会第一副主席,就是没有跟足球搭上过关系。

李毓毅,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、中国足协副主席、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(董事长)。

2015年出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之前,他履历中仅有的两项跟体育挂钩的履历,分别是在担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期间,进入武汉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,以及在2010年到2014年之间,担任上海市体育局党委书记、局长。

张剑,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、国际足联理事。

2013年进入足球圈之前,他担任过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,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对,没错,这是一位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律社会学专业毕业的法律人才。

所以,请问,专业人士在哪儿呢?

当然了,这也无所谓了,反正,中国足球的命运,早已经不在中国足协的手中掌握了。

甚至,在某种程度上说,足球的事儿,体育总局说的也不算了。

2018年10月7日,我坐在北京的出租屋里,敲下这段文字,静静的对着电脑屏幕发了半天的呆,烟头烫到手指了,才被刺激的回过神来。

17年了,当年蹒跚学步的小宝宝,都该成人礼了吧……

可中国足球呢?还是这个样子。

管办分离?嘴上说说罢了。

以后不信了,当个热闹看看,也挺好的,你说是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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